习语品读｜“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坚实依托和宏大舞台，中国人权事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权保障水平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但仅讨论到这个层次尚不足以为具体规范的解释提供帮助，进一步深挖中央统一领导的具体指向仍有必要。不过《立法法》第11条的列举项虽然有不少与《宪法》规定重合，但也有部分存在区别。

维护法制的统一，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形成和发展。因为，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统领全局的导向性行为，而非事必躬亲的中央集权。该理念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法律保留理论建构中均有体现。该条将课税自主权概括性赋予了地方公共团体。行政编制的控制比机构设置更加严格。

组织规范事实上并未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这类规范可比照组织内部机构的设置规范，由行政机关自行规定。除此以外，宪法和法律未列举的事项若存在政治统一或市场统一的必要，则应当由法律保留。针对后者可以更抽象地说：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之所以限制私法自治，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言，是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滥用事实上能单方决定彼此法律关系的强者的权利，防止另一方的自决异化为他决，[55]也就是为了保障双方真正平等的私人自主。

但私人自主仍不等于完整意义的自主与自由。纵使这样的思想能统合公、私法，也只是理论上的统合，不是法律上的统合，因此无法保证法秩序的统一，也无法在法律上防止以另一种与宪法精神相抵牾的道德理论形塑其他部门法。由此可见，基本权利在私人间适用时具有与对国家适用时不同的操作框架。[16]这些新的法律后果除了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外，也包括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给付请求权与分享权等，可总称为基本权利的扩展面向或非防御面向。

显然，在一般讨论中，包括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皆未认识到并试图厘清这种歧义或多义。以上举员工的言论自由与雇主的职业自由相冲突之例而言，保护或不干预职业自由（同时意味着保护私法自治）便得限制言论自由。

这是因为它过于抽象，无法提供关键论据。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具体法益衡量自然没有必要或至少必要性大减。宪法作为承担整合任务的全面根本法仍然可以是框架秩序，[87]只不过这种框架除了指向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行使程序外，也应指向国家权力的行使内容与法律的内涵。从这一角度看，实现国家法律不干预的私法自治不是最终目的，实现私人自主才是更根本的目的。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应是二选一，部门法的区分不应导致部门法的封闭。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1期，第42、46、50页。因此，对基本权利价值说与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及其范围的评价，必须深入到权利观的辨析与评价之中，否则只是隔靴搔痒，得其表而不得其里。[82] 前注④，黄宇骁文，第199页。

其次，来自社会即私主体或科技的自由威胁或风险日益突出。[6] 参见邹奕：《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63页。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笔者认为，对基本权利双重性质或属性的通常理解，无论是将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或客观法并列，还是将防御权与客观价值对举，都存在盲点或误区。至于在个案裁判中考虑基本权利时，应放弃全套的、完整意义的比例原则检验，只运用以协调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自由为目标、以具体法益衡量为内涵的狭义比例原则，最多再加上适合性原则。

但正如本文所论证的，此一预设并不成立，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二分结构理论当然也不成立。全面是指重视但不片面强调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也重视防范、对抗来自社会的自由威胁，重视国家保护、促进自由的积极作用。[91]参见前注 89，杜强强文。当该法院主张，基本权利不只是个人对抗国家的防御权，而是也作为宪法的价值决定辐射到包括私法关系的所有法律领域，并由此证立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时，[95]其实就是主张基本权利不必借道个人—国家关系，也能形塑私人间法律关系，也就是承认了规范根据意义上的直接效力。在德国，在其联邦宪法法院于吕特案中首度承认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之前，作为民事最高法院的联邦最高法院与联邦劳动法院就已经将此等效力付诸实践。为求目的最佳实现，不能不考虑规范所欲作用的社会现实。

但若选择保护职业自由而维持该合同条款的效力，便是保护私法自治。这些变化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现象：首先，经济、社会上的弱者缺乏运用自由的实质条件或资源的问题无可回避。

它的目光不限于国家，而是扩及社会。李海平、石晶：《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以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等基本权利扩展面向而言，其证成难以只立足于最抽象层次的价值内涵，如人的尊严。换言之，以防御权与国家保护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理据，不只迂回勉强，还因果倒置。

[69] 余佳楠也主张，私法领域的合比例性审查的核心是利益权衡。宪法一方面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明文规定私主体也必须遵守宪法，另一方面也保障私主体在社会领域的自由活动空间，使国家与社会分而不离，皆统一于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基本权利价值，统一于作为全面的根本法的宪法。与之相对的直接效力的第二层意义，则指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有自己的宪法基础，不必借道国家—个人关系，就能构成或与普通法律共同构成私人间权利义务的规范根据。法理基础的澄清主要涉及两方面。

其实，价值判断也能是论证与反论证的对象。中道权利观在全面、实际、群己平衡的意义上理解平等的自由，[52]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53]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所重视的个人自由发展与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有机联系相一致。

但后一种提法仍无法正本清源。然而，正如部门法不应封闭割据一样，部门法学也不应封闭割据。

诚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言，宪法的价值决定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即私法与公法的全部领域。它具有或多或少式的渐续结构，而非全有全无式的二分结构。

[35]具体而言，在上述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平等的自由应被理解为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在最佳实现此一目的之要求下，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作为新的教义学建构应运而生。宪法与基本权利的全面性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全能，全面不可被误解或错解为全能。中国宪法既保障自由权，也保障社会权、文化权，还包括许多促进社会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国家目标与制度规定。[64] BVerfGE 134, 204 (223).[65] Vgl. BVerfGE 152, 152 (190, 185).[66] Vgl. Andreas Kulick, Horizontalwirking im Vergleich, 2020, S. 421 ff.; Wolfgang Rüfner, Grundrechtsadressaten, in: HdBStR, Bd. IX, 3. Aufl. 2011,§197 Rn.108 f.[67] 这意味着必要性原则不作为独立的子原则或审查阶段，但不排除在狭义比例原则的框架下，为了达到双方法益平衡而有时必须考虑必要性问题。

从中道权利观出发，将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理解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以此作为宪法解释的基础，便会要求基本权利进入对这种自由的实现有关键意义的社会领域，从而积极承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32]以上所述可总结为一种平衡各种相冲突合理诉求、包括协调个人与他人或个人与集体的中道[33]权利观或中道宪法[34]理念。

[92]显然，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并不担心宪法会侵蚀民法。[40] Vgl. Konrad Hesse,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recht, in: Ernst Benda u.a. (Hrsg.), HdBVerfR, 2. Aufl. 1994,§1 Rn.10.[41]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Fn. 23), S. 11; Vgl. Robert Alexy (Fn. 15), S. 490.[42] Vgl. Uwe Volkmann, Der Aufstieg der Verfassung. Beobachtungen zum grundlegenden Wandel des Verfassungsbegriffs, in: Thomas Vesting / Stefan Korioth (Hrsg.), Der Eigenwert des Verfassungsrechts, 2011, S. 31.[43] 参见李海平：《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范式转型》，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28-30页。

[86] 参见前注⑧，陈景辉文，第288、289页。然而，这类批评未免过甚其辞，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式的假想敌。